20世纪即将结束，“知识经济”的狂风席卷全球。尽管专家断言，知识经济离中国相当遥远，但在长江三角洲这样经济发达地区，似乎已经听到知识经济的脚步声，当然首当其冲的是高等学校。近年来，高教理论界从不同角度对高等教育如何面对知识经济展开热烈讨论。本文试从新的视角，引入一个新的命题——学术生态，来探讨高等教育在知识经济来临时，如何体现自身的存在价值。
一、学术生态：一个新的命题
在知识经济时代，大学要从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中心，由为经济服务的部门转变成为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部门，从政府的思想库进一步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的主要支柱，成为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知识之翼。大学功能的转变和原则的固守是辩证的。要完成这一嬗变，大学就要固守它的基本精神和崇高理想。就是蔡元培先生所说的“大学者，研究高深学问者也”，就是布鲁贝克所说的：大学是一个“传递深奥的知识，分析批判现存的知识，并探索新的学问领域”的机构〔1〕。大学是探究高深学问的殿堂，学术是大学的逻辑起点。对知识的传递、批判和探索，是大学永恒的主题。学术，是大学要永远固守的。
大学“学术研究能力的开发，本身就孕育着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萌芽，它表现为人力资本、内隐知识和知识产权。把川流不息的知识转变成为技术创新的新源泉，是大学学术研究的一项任务。这些新的源泉也正在改变大学的结构和功能。”〔2〕大学要完成结构功能的改变，以便成为社会的中心，就应该更加固守学术堡垒，提高学术声誉，提升创新能力，并将学术与社会需求紧密结合起来。这些，都需要建立良好的学术生态环境。
学术生态的概念是社会生态学和教育生态学原理建立的。生态学原本是生物学的一个分支学科，问世已经一百余年，但默默无闻。本世纪50年代以来生态学从纯理论的“高深学问”走向解决环境、资源、发展问题的应用研究，获得重大发展，但真正引起人们普遍重视是60年代开始的。1962年，美国女海洋生物学家R·卡逊出版了《寂静的春天》一书，对人类在工业化过程中不顾环境恶化，导致生态失衡的严重后果提出警告，认为人类必须与其他生物共同分享地球，建立合理的协调，才能维持健康生存。1972年3月，罗马俱乐部发表著名的《增长的极限》报告，以及同年6月联合国“人类与环境会议”通过《人类环境宣言》报告，表明人类对生态环境的高度关心，并产生了可持续发展的观念。会议上由经济学家B·沃德和微生物家R·杜博斯发表的《地球只有一个》的背景报告标志着生态学已经向多学科交叉渗透，继而跨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鸿沟，产生了生态哲学、生态伦理学、经济生态学、人类生态学、人口生态学、社会生态学、教育生态学等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。这些学科又可以分为两类：一类是运用其他学科的观点和方法，研究和解决生态学的问题；一类是运用生态学的观点和方法，研究和解决其他学科的问题。社会生态学和教育生态学属于后者。它们借用生态学的基本观点、基本概念和基本方法，移植和延伸到社会学和教育学领域，研究和解决有关问题。各种学科既积极为解决生态问题作出贡献，同时也以生态学的观点来丰富本学科的理论。这就是生态学的泛化，或者说是学科的生态化。
学术活动是一种社会活动。高校学术生态既是一种社会生态，也是一种教育生态；它既存在于生物圈，也存在于智力圈。高校学术生态系统，由学术——人 ——环境构成，是一个与外界不断进行能量、物质和信息交换的自组织耗散结构系统。参与学校活动的人处于一定的环境之中，结成一定的群体，“学术”是系统的生态功能即追求的目标。换言之，高校学术生态是一个以知识分子为主体，为达到学术创新的目的，进行复杂的学问探究和科学实验等活动的生态系统。根据社会生态学和教育生态学原理，人所处的环境，既有物理的、化学的、生物的等自然环境，也有政治的、经济的、文化的、人际的和心理的等社会心理环境。社会心理环境的各种因素，也可以看成是生态因素，进行研究分析。研究学术生态，固然要关注自然环境的影响，更要关注社会心理环境的影响。因为学术生态不仅是一种“生物存在”，更是一种“社会存在”。
现代生态学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进。着眼点是解决环境、资源、发展问题，核心是环境问题。同样，学术生态研究的重点是科研人员与环境的关系，目的是通过对生态环境的优化，使资源得到充分利用，从而获得更大的发展，实现最大的生态功能。
社会是一个大的生态系统，高校是一个小生态系统，或者称为生态群落。高校的学术生态环境，主要指这一群落的生态环境。
高校学术生态环境主要包括自然环境、社会环境、文化环境和心理环境。这是由众多生态因子多维交叉镶嵌的复杂系统。自然环境主要有非生物环境和生物环境。非生物环境有气候、空气、噪音、地理、地貌等等；生物环境有动物群落、植物群落、植被、绿化等等。社会环境主要包括校外的政治、经济、科技、家庭等因素，以及校内的系科、专业、班级，学校的管理机构、设施、制度等因素。文化环境包括主流和反主流文化，如社会风气、传统习俗、道德伦理、社会舆论、文学艺术、宗教信仰以及校园文化等等。心理环境包括个人的心理素质，如智慧、德性、心态、性格、情绪、风格、个性，以及此基础上形成的群体心理。
二、大学学术生态的“历史问题”和“现实问题”
高校学术生态又可以分为内部生态(小环境)和外部生态(大环境)。前者主要指高校校内和学术群落(学术团体)之间的氛围和各种关系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。后者主要指高校学术活动与社会、经济、文化等外部生态要素的关系。我国高校学术生态既存在“历史问题”，也存在“现实问题”。
中国历史上缺乏“为知识而知识，为学术而学术”的认识论哲学传统，古代知识分子做学问采取的是“经世致用”的哲学。清代晚期引进西方高等教育的办学模式，目的是“师夷”以强国，大学带有明显的政治论哲学基础。虽然蔡元培先生主政北京大学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，力图推行洪堡的“新人文主义”，提倡“思想自由，兼容并包”，但是，严酷的客观事实使“学术自由，大学自治”的原则始终在中国大学无法实现。我们实在不应该忘记，1957年马寅初及其“新人口论 ”受到最不讲学术原则的批判和迫害；“文革”10年里，“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”以及“梁效”的恶劣影响。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，大学总是首当其冲。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知识分子和大学的历史悲剧。
中国高校背着沉重的历史重负，因而其学术生态的现实问题也不容忽视。新办院校更为突出。这里以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新办院校为“麻雀”加以剖析，说明问题的严重性。
改革开放以来，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飞速发展，迅速崛起为工业区和城市带。经济社会的转型和经济实力的提高，使高等教育需求激增，地方不惜投入数以亿计的资金创办一批新大学。令人振奋的政治环境和较高的经济待遇，吸引了大批内地著名大学的专家教授前来拓荒创业。创办之初，地方政府雄心勃勃，南来的专家教授也意气风发，要在几年内建设起与内地名校比肩的名牌大学，十几年过去了，事情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美妙。政府官员抱怨：我们投入大量的资金、人力和物力，学校总是上不了层次；引进那么多高层次人才，却干不成什么大事，出不了多少成果。地方高校的专家教授则抱怨：地方把我们引进来之后就不怎么理了，这个地方缺乏深厚的文化基础，缺乏学术氛围，缺乏研究的条件。抱负付之东流，“书生老去，事业难成”。企业抱怨：地方高校培养不了高层次的人才，出不了有市场价值的高新技术，解决不了企业急需的大量的技术问题。学校抱怨：政府干预太多；企业对学校科研力量不信任，舍近求远。更为要命的是，学校内部也不安宁，内耗很大
从生态学的眼光看，因为这些高校还没有建立起良好的学术生态环境。就像一个自然生态系统是由各种物种、种群之间，以及生物群落与自然环境之间相互依存、相互制约、相互影响，经历长期的矛盾运动而形成的相对稳定、协同进化的复杂系统一样，学术生态也是由无数相关生态因子组成的复杂系统，形成和稳定也决不是朝夕的功夫。到了一个新的环境中，如果还没有形成足以进行学术活动的生态系统，那么引进的专家学者就难以开展卓有成效的工作，创造出学术成果。
学术生态也是这样。即使地方领导、群众和从事学术活动的专家都有多出成果的迫切愿望，然往往难以如愿以偿。几乎所有的著名学者、大师都不愿轻易到一个新办院校长期工作，不管这个学校提供多么优厚的待遇和优越的生活条件。原因就是这些院校还缺乏学术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环境。用他们的话来说，就是“这里不是搞学术的地方。”
另一方面，地方政府确实是“求贤若渴”，但是，人才引进以后，却对创造良好的学术生态缺乏重视。他们对举办高等学校热情很高，对办出水平也十分迫切，但是对高等教育管理的规律和特殊性却缺乏认识。因此，往往干预过多，急于求成的思想导致对高校成长过程中的一些曲折过于敏感，频频更换学校领导，这就更加影响高校学术生态的建立。
另外，新生的城市是刚从农村转变而来的，缺乏学术活动所需的文化底蕴；学校是新办的，缺乏丰厚的校园文化和学术氛围。尚未形成相对平衡、共同进化的学术生态。
以上是珠江三角洲新办院校的学术生态的“现实问题”。实际上，老牌高校、合并改组的大学同样存在学术生态问题，只是程度和表现不同而已。学术生态的状况，关系到大学能否担当重任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问题。已经是一个当务之急的问题。
三、知识经济和大学学术生态的优化
学术生态系统充满适应与不适应、平衡与不平衡、共生与竞争、退化与进步的矛盾运动。这个系统的优化，就是使人与环境协调发展、与社会共同进步，达到效率与公平兼容，在空间上的平衡和时间上的延续。
学术活动的本质是高级的认知活动。创新精神、创新能力，要依靠学术活动去培育。学术活动主要体现在科研方面，是大学的灵魂。在以知识为资本的社会里，大学的学术——认知活动必须是与经济社会协同进化。因此，高校不仅要使内部的学术生态平衡，而且要使外部生态环境优化。瑞典学者玛瑞恩·D·麦克凯尔威 (McKelvey)提出了“认知环境”和“体制环境”的定义，认为“创新不是一种意外的收获，而是求知的结果，本身建立在参与者对环境条件的理解以及他们能力与经验之上”。
如图所示，科学活动——技术活动和市场——政府是用数轴表示的两对矛盾。前者是两种不同的认知方式：科学通过知识的创新来理解自然，技术通过产品的创新来控制自然；后者是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：市场以经济活动的回报来配置资源，政府以公共利益、长远利益和公平原则来配置资源。它们共同构成了求知(学术)活动的四种环境：S—M(科学—经济环境)、S— G(基础科学环境)、T—G(技术—政府环境)和T—M(技术—经济环境)。〔3〕
借鉴这一定义，我们提出有关优化高校学术生态需要考虑的环境包括：人际—心理环境，指学术共同体内部人与人的关系及心理因素；科学—人文环境，指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兼顾与和谐；体制—文化环境，指知识的激励机制和社会的文化氛围；政府—市场环境，指政府的政策导向和市场的经济导向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；
科学—技术环境，指科学和技术的相互依赖、促进和转化；物质—生活环境，指开展科研的设施和科研者的生活条件。如此等等。
由此，可以提出一些优化高校学术生态环境的思路。
●建立绿色人际关系。绿色人际关系即一种人与人相互关心、相互依赖、和谐合作、协同进步的生态环境，克服“文人相轻”，消除内耗。
●优化校园文化环境。科学需要文化的滋润，技术需要人文的关怀。丰厚的文化底蕴是研究高深学问，发展高新科技的必要基础。
●活跃学校学术氛围。以充分显示生物多样性原则的“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”的真正实现为标志，营造高校良好的学术氛围。因为自由的学术空间，浓厚的学术气氛，有效的激励机制，是创造性思维和创新活动的温床。
●改善科研工作条件。没有现代化的科研设施，就难以创造世界一流的高新科技。
●减少上级行政干预。让高校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自主办学，是高校办出特色、办出水平的重要条件。
●加强信息交往流量。在“数字化生存”的时代，没有信息的大量流通和利用，就没有创新。
●提高教师个人素养。学术活动主体的素养，包括思想道德水准、科学文化修养、智商和情商、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等的高低，是带决定性的因素。
●密切高校与社会关系。高校与社会的密切联系和良性互动，是营造良好的外部学术生态环境的关键。
建立相对平衡、协调共进的学术生态系统，是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高等教育体系的核心内容。只有做好这一工作，高等教育才能真正担负起知识经济时代的重任，成为社会的中心，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，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的坚强支柱。
参考文献：
〔1〕〔3〕〈美〉亨利·埃兹科维茨、〈荷〉劳埃特·雷德斯多夫编·夏道源等泽·《大学与全球知识经济》·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第1页、第100～102页
〔2〕〈美〉布鲁贝克·《高等教育哲学》·浙江教育出版社
